最近，马斯克又上热搜了。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成立了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打算与OpenAI公司展开竞争。然而就在不久前，他还与1000多名行业高管及专家签署公开信，呼吁在至少6个月内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并警告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潜在风险”。
对于马斯克的“打脸”行为，各界评论不一。有人认为，他太善于利用流量了，因此对他的发言不必过多关注，还是观其行更靠谱；也有人认为，他是真的对新技术又爱又恨，所以才会左右摇摆。
事实上，业界及各国监管部门对于AI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持不同看法。支持者如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暂停研发AI的呼吁并不会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AI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发展上。”反对者如意大利监管部门，于3月底宣布禁止使用ChatGPT，并限制OpenAI公司处理意大利用户信息；随后，德国和法国监管部门也对ChatGPT展开调查。
类似的分歧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
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在过去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用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改写了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回顾每一次变革，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陷入思考：新技术的运用除了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还会引发哪些问题？是该立刻敞开怀抱拥抱改变，还是该冷静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儿？
智能化时代呼啸而来，同样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
众所周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它基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知识体系，能够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集群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实现数字空间、物理空间和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
从全球发展变革的经验来看，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给社会治理等领域带来了改革的契机，其中一些突破更是具有颠覆性意义。
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生产，摧毁了作坊式的手工业，以流水线等为代表的大工业逐渐崛起。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开始进入工厂工作，并随着工厂扩产搬迁远离故土，进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体系也随之改变。相较于此前的教育体系，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学科教育逐步兴起，这种更加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体系显然也与大工业分工对应。
同样的道理，相比前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次的浪潮呈现出更明显的“指数型增长”态势，因而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更加深远。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对投资、生产效率、组织战略、产业结构的影响，还改变了个人经济行为模式以及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加速迭代”的重要性直追“标准化”，个人定制开始兴起，大数据取代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这一切都是智能化时代新的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引领当今社会朝着物理与数字、线上与线下高度融合的方向发展。
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社会治理的改善。基于大数据构建的多主体协同、多元信息均衡和海量数据支持，智能化成为社会治理的技术底色。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智慧城市建设，随着数据抓取与分析能力不断提升，管理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人性化，这些都是善用技术带来的好处。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并没有做好充分迎接新技术的准备。
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垄断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必然带来技术创新。在新技术“起飞”阶段，的确有一批新生企业得到了激励。但是，随着这些初创企业的发展，他们会以指数级的速度成长为庞然大物，这种强大的科技力量又会导向事物的反面。
比如，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均牢牢占据行业头部地位，这种事实上的垄断带来了经济分配不均和新型的社会鸿沟，即便移动互联网出现也未曾动摇其地位。换句话说，他们往往成为抑制创新和公平竞争的最大因素。这也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各国相关部门纷纷对其发起反垄断调查或作出处罚的原因所在。
然而，如果抛开社会影响，仅从企业自身发展逻辑来看，科技巨头垄断地位的形成又多少存在“程序合理性”。比如，这些企业之所以能攫取市场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新技术领域先行了一步，从而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建起了深度惊人的技术“护城河”，进而又形成了防御力更加惊人的收益“城堡”。在此基础上，基于强大的资金能力，这些企业在面对具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时又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由此，学界还提出了一个“创新射杀区”理论，即实现技术突破的小企业在面对拥有资本优势的大企业时，要么被收购，要么被“射杀”。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国家安全、社会伦理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如果没有相关规则的及时“进化”，新技术突破现有秩序，进而给社会带来不可控的影响，必然是大概率事件。
话说回来，倒洗澡水要把孩子也倒掉吗？辩证地看，新技术就像是小孩子，一方面精力旺盛、活蹦乱跳，但同时又调皮捣蛋，难免弄得满身泥巴。对于这些让人头疼的小家伙，机械地扼杀不必也不理智，好好教育培养才是正途。真正重要的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