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上午，前一天晚上刚到杭州的著名生殖医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在浙大妇院分娩室迎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28年前，黄荷凤的团队成功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并亲手接生了浙江省第一例成功降生的“礼物婴儿”(“配子输卵管内移植”英文缩写为“GIFT”——礼物)。如今，这位名为小雅的“礼物婴儿”也升级为妈妈，生下了“浙江省首例礼物婴儿的子代”，这让黄院士有了“做外婆”的感觉。
就在同一天，“辅助生殖技术将逐步纳入医保支付”的消息也引发广泛关注。国家医保局表示，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并鼓励中医医院开设优生优育门诊，提供不孕不育诊疗服务。
什么是辅助生殖技术，该技术进医保的背景是什么？日臻成熟的技术能否扭转人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带着这些问题，“潮声”记者采访了黄荷凤院士等，并探访了位于杭城的多家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门诊。
戚女士的8年“求子路”，“试管婴儿”是许多家庭最后的希望
“医生，我还能有孩子吗”“不要着急，夫妻双方先去做相关的检查”……2月7日，“潮声”记者走进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的生殖内分泌门诊，医生正和患者交流。
而外面等候区的座椅上稀稀落落的患者正等着叫号，“求子”是大部分人来此的主要目的。焦虑与希望的复杂气氛弥漫在患者周围，不管成功与否，很多家庭都将未来寄托在辅助生殖技术上他们都互不交流，只是沉默地坐着。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门诊外等候区。记者朱高祥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戚女士(化名)夫妻俩曾走过漫长的8年“求子路”，最终依靠辅助生殖技术圆了“为人父母”梦。
时间回溯到2012年，已经结婚一周年的戚女士始终没有怀上孩子，医院检查后发现是患上了子宫腺肌症，并到了要进行手术的地步。
于是，戚女士在34岁那年进行了求子路上的第一次手术。经过一年的术后修养，戚女士开始正式备孕，为了能早点怀孕，她开始跑不同的医院看诊，抓各种中药调理。可是，在中药里“泡”了3年，依旧没怀上。
2018年，40岁戚女士的子宫腺肌症复发，在取卵进行胚胎冷冻之后，再次进行了切除手术。由于两次患上子宫腺肌症，戚女士的子宫已经增大得不太适合妊娠。经过多次吃药调理之后，于2019年才进行了胚胎移植手术。2020年7月，女儿提前3周出生，多年的“求子”奔波也总算在这一年有了个好结果。
像戚女士这样的案例并不是少数，甚至有些人年近50岁，仍奔波在“求子”的道路上。
有医生告诉记者，每天很明显的感觉到，大部分来求医的患者都较为焦虑甚至抑郁，因为患者可能来本院之前，已经去了不少地方治疗，花费了很多时间与金钱，求‘子’不得造成心理压力很大，很多人将“试管婴儿”看作最后的希望。
伴随治疗而来的，便是费用的问题。黄荷凤院士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一个“试管婴儿”周期的费用平均约为3万元，而如果是因为遗传性疾病，那么还需要借助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等技术，一个周期的治疗费用可能要高达6万～8万元。试管婴儿现在成功率是每移植周期的40%～50%，所以并不是所有患者一次胚胎移植就能成功妊娠。对于部分患者可能需要多周期移植，甚至多次促排卵，这样所花费用就可能更高。
高额的花费可能将一些不孕不育症患者永远困在“求子”之路上，正因如此，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呼声一直存在。
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对刺激人口增长有帮助，但作用有限
2月3日，国家医保局在集中回复关于建议将不孕不育、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费用纳入医保的提案中还谈到，目前已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如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了部分患者的用药保障水平。
“所谓‘辅助生殖’，是指对正常生育有问题的人群，在医学帮助下进行生育的技术。辅助生殖技术的手段有很多，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工授精，一类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即老百姓常说的‘试管婴儿’。”黄荷凤院士向“潮声”记者介绍，目前，我们还是要鼓励正常生育，虽然目前不孕症人数有增加趋势，但“试管婴儿”往往是治疗不孕症的最后一步。
在小雅出生时，我国的辅助生殖技术还不成熟，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在辅助生殖医学方面的水平已处于全球领先，与发达国家并跑。
浙大妇院以往几十年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里，1995年诞生了浙江省第一例“礼物婴儿”(GIFT)；1996年诞生了浙江省第一例“试管婴儿”(IVF)；1997年在开展胚胎冷冻技术和单精子卵细胞浆内注射(ICSI)；2001年成功实施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T)……
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给更多不孕不育症患者带来生育希望。据了解，从2020年起，就有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提出将辅助生殖(试管婴儿)纳入医保的建议。
当时国家医保局的回复是，从现阶段医保制度整体发展状况、群众疾病治疗需求以及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来看，目前尚不具备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条件。
而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国家医保局与各地医保部门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
2022年2月，北京曾率先提出将16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试点，虽然很快又宣布暂缓。但湖南省医保局、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苏州市医保局等也均陆续表示将探索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畴。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医生在进行辅助生育手术。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提供
“辅助生殖技术进医保对于不孕不育症患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一些之前因为费用得不到治疗的患者，在该政策帮助下可以不再过于担心钱的问题。”黄荷凤院士说。
浙大二院生殖医学科主任金敏医生同样告诉“潮声”记者，作为一线医生，一直以来看到很多不孕的夫妇负担比较重，有的多次全部自费来做辅助生殖，家庭压力很大。有的为此耽搁了好几年才做，客观上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政策的调整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做试管婴儿，有些通过性知识宣教、心理指导、中药调理、手术矫正等就能帮助怀孕。
黄荷凤院士也提醒道，根据2019年全国的数据统计，我国辅助生殖技术诊疗的周期数达126万个周期，助孕的活产婴儿数达到38万余，占同年活产婴儿总数的2.6%。也就是说，每年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人口30余万，这个数目对于总人口增加贡献不大。
技术是技术，生理是生理，自然生育能力下降已成全球问题
“人类的自然生育能力确实是有所下降的。”这是“潮声”记者在探访中，不少医生共同的结论。
2021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宋莉司长、四川大学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朱军教授作为共同主席在《柳叶刀》在线发表特邀重大报告，根据其分析结果显示，2007-201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1.9%升至15.5%，2020年，这一发病率将接近18%。
不单是中国，全球亦是如此。
2022年11月15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哈盖·莱文领导的研究团队在《人类生殖更新》期刊发表论文称，1973年至2018年间，全球男性平均精子数量下降了62%。
研究者对1973年至2018年间国际上公开发表的与男性精液质量相关的论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1973年，全球男性平均精子浓度约为每毫升精液1.01亿个精子，而到了2018年，浓度下降到每毫升4900万个精子。
图据《人类生殖更新》期刊
全国政协委员、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主任顾建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环境激素是中国男性生殖能力下降，不孕不育率显著增加的重要诱因。
而对于女性而言，年龄的增长影响更大。一篇曾发表在《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上文章表示，女性随着年龄增加，35岁之后卵巢储备功能显著降低，自然受孕率降低，即使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年龄也是影响成功率重要因素。有研究报告40岁妇女体外胚胎移植受孕的活产率仅20%左右。此外，高龄妇女患内外科疾病的概率增大，常见的如肥胖症、高血压、阑尾炎等，近年来恶性肿瘤年轻化，这些都降低、甚至剥夺了女性的生育能力。
事实上，不孕不育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子宫的病变、输卵管病变、男方精子异常、女方排卵异常等等。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段涛告诉“潮声”记者。虽然辅助生殖技术一直在持续进步，但技术是技术，生理是生理，辅助生殖技术所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在全球男性精子质量不断下降且女性生育受年龄严重影响的当下，人类自然生育能力下降这个全球性趋势暂时还无法改变。
对于提高人口生育率，黄荷凤院士表示，提倡健康生殖，保护生育力迫在眉睫。她建议，做好青少年性教育、减少非意愿的人工流产；鼓励适龄生育，避免非必要的生育年龄延迟；保护生殖环境、减少男性精液参数持续性下降的现状；同时也需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嗜好或肥胖等亚健康状态对生殖健康的损害；此外，提倡备孕夫妇在孕前进行生殖健康的相关咨询，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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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婴儿”是先取得卵子和精子，然后经腹腔镜或直接开腹，通过导管将卵子和精子注入输卵管内，让它们自由受精结合，受精卵自行游入宫内发育成胎儿。
和“礼物婴儿”不同，试管婴儿是将不孕不育夫妇的卵子与精子取出体外,在体外培养系统中完成受精并发育成胚胎后,再将胚胎移植入子宫腔内以实现妊娠的技术，是辅助生殖的核心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