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币，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割的互动。
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贝币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贝是夏、商、西周时期重要的实物货币之一，流通于中原和某些沿海地区。贝币在人类钱币发展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因其具有易携带、耐磨、便于计价以及在内陆地区普遍稀缺的特点，贝类天然就具有成为一般等价物的优势，因而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多个区域承担过商品交换的职能，并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大放异彩。
贝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见证着华夏先民对外交流互动的历史。规模可观的贝从海上而来，为我国先民所用，使古代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形成了地域广袤的贝币经济圈、区域大市场。
《诗经》有云，“既见君子，赐我百朋”。这是什么意思？“我”要有上百位朋友了吗？其实不然，这里的“朋”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友人”，而是历史上曾被广泛使用的“贝币”的计算单位。
贝币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的实物货币。2022年夏文化论坛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室主任侯彦峰说，对登封南洼遗址出土的海贝进行的科技分析，支持了贝币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一说。而自1953年以来，在多地的西周、春秋墓中贝壳屡见出土，可见贝壳是夏、商、西周时期重要的实物货币之一，流通于中原和某些沿海地区。
根据历史学家的推测，我国古代先民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的夏朝就开始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027年的西周时期。“朋”就是贝币的计算单位，五个贝壳串在一起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此外也有两枚贝币或五枚贝币为一朋的说法。
一枚小小的贝币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历久弥新的身影。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中，大多数与钱币相关的文字都与“贝”有关联，比如财、赐、货、贵、贫、费、贾、赌、赔、贪、贿等，这无疑是最好的佐证。
不唯华夏大地，贝币在人类钱币发展史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人类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是简单的、个别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即人类偶然发现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去交换别人的东西；第二是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后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以物易物；第三是一般价值形式，一系列商品的价值固定地由某种商品来表现，也即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继续发展，逐渐过渡到第四阶段的货币形式。
贝币处在价值形式的第三阶段。
在人类经济生活早期，以物易物是主要的交易方式，随着交易频率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对于交换媒介的需求也逐渐攀升。根据不同地域的特点，粮食、牲畜、兽皮、龟壳等都曾充当过交换媒介。而贝壳这种物品因为具有易携带、耐磨、便于计价以及在内陆地区普遍稀缺的特点，天然就具有成为一般等价物的优势，因而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多个区域承担过商品交换的职能，并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大放异彩。
有资料显示，直到19世纪，生活在南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还在对贝壳进行精细加工，以用作货币。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贝币出现在位于岛屿、海滨、湖畔的人类聚居区中很好理解，为何很多内陆地区也青睐贝币？这就不能不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功劳了。
还说中国。
贝币在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地位见证着华夏先民对外交流互动的历史。
有学者认为，曾经在云南广泛使用的古代贝币主要来源于今天东南亚、南亚的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历史学家方国瑜指出：“由于印度、缅甸、暹罗、越南各地用贝为币，乃传入云南。所以传入，则由于贸易关系。云南与沿海各地货物流通，既不限于以物易物，则有共同之媒介物。印、缅、暹、越用贝为币，云南亦加入此货币‘集团’，乃用海贝。则自南诏、大理国时期以至元、明，云南与印、缅、暹、越在经济上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规模可观的贝壳从海上而来，为我国先民所用，使古代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形成了地域广袤的贝币经济圈、区域大市场。贝币，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不可分割的互动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
西周青铜器“何尊”上有“宅兹中国”的铭文，“宅兹中国”的背后，是周成王“赐贝卅朋”给贵族“何”的故事。周天子通过赐贝与诸侯建立盟约关系，而诸侯则以筑鼎的方式来纪念这种关系。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在《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中指出，作为货币的海贝构建出了一个存在超过两千年、横跨亚非欧大陆的“在商业和文化上紧密联系的世界”。他指出，商周时代这种漂洋而来的海贝是贵重物品，象征着权力和财富，所以才会有赐贝这个环节。从海贝的角度看，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历史的车轮下，新旧更替是不变的规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逐渐供不应求。虽然后来也出现过类似“人工贝币”，如石贝币、骨贝币、蚌贝币等，但贝币终究还是因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供应、无法满足经济生活需要的先天劣势退出了流通市场。
千百年来，贝币的形态一变再变，至今已经摆脱了物的束缚，甚至以数字货币的虚拟形式继续流通。但其带来的便利与基于这种便利之上的贸易的本质从未改变，继续诉说着人类不断革新、开拓进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