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监测指标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务实性、系统性、可比性、开放性原则，以发挥科技指标的最大效用。
指标监测一直是评价科技规划成效的重要方式。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R&D/GDP、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科技进步贡献率、对外技术依存度5项科技指标及其2020年的发展目标。在全面开启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之际，分析5项指标完成情况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发展阶段需要在这5项指标基础上实现新突破，在设计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监测指标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务实性、系统性、可比性、开放性原则，以发挥科技指标的最大效用。
4项指标超额完成，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R&D/GDP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根据近期正式发布的2020年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底，《规划纲要》提出的5项指标中4项超额完成、1项接近完成，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我国R&D/GDP与设定目标相差0.09个百分点。
R&D/GDP不仅是反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指标，更是反映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其原因在于R&D投入不是科技活动过程中的简单消耗，而是能够产生新知识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会带来长期经济收益。
2020年，我国R&D/GDP达到2.41%，比2005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与《规划纲要》目标相差0.09个百分点。虽然该指标没有按期实现设定目标，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看待我国R&D投入。首先，R&D/GDP达到2.5%是为我国R&D投入设立的高标准。2005年，世界上有21个国家的R&D/GDP在我国之上，但只有8个国家达到2.5%；2020年，2.5%以上的国家增至11个，我国则已跃升至第13位。可以说，我国R&D/GDP水平已经达到“创新型国家标准”。其次，《规划纲要》颁布15年来，我国R&D投入总量保持世界最快增速。2020年全社会R&D经费支出额已从2005年的世界第6位跃升至第2位。再次，R&D投入的持续增加有力推动了我国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和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二是我国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居世界第2位。
科学论文的创作和发表是知识生产过程，一国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数分别体现了其基础研究能力和影响力。2020年，我国国际科学论文发表量达55.3万篇，十年累计被引用数达到3606万次，两项指标均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如期实现《规划纲要》目标。当然，我国科学论文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首先，2020年我国论文篇均被引用数为11.94次，与世界平均水平(13.26次)还存在一定差距。其次，各学科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论文被称为高被引论文，2020年我国为3.72万篇，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还需进一步努力缩小与美国(7.51万篇)的差距。
三是我国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2020年，我国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达到44.1万件，是2005年的21.3倍，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以下两个方面需要引起关注。首先，既要关注本国专利也要关注国际专利。2019年我国PCT专利数量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20年达到6.9万件。其次，既要关注专利数量也要关注专利质量。从国际看，一般认为在美国、日本、欧盟都提出申请的三方专利质量较高。2019年我国三方专利为5928件，居世界第三位，踏上追赶日本(18445件)和美国(12801件)之路。从国内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提出“高价值发明专利”指标。
四是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2%。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最终来自劳动、资本和广义技术进步三者的贡献。其中，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由2000—2005年间的43.2%提高到2015—2020年间的60.2%，实现《规划纲要》设定目标，表明广义技术进步已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步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原因在于：第一，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需要各类生产要素协同发力。投资、就业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存在替代关系，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一定不是某一方面越高越好。第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不能将视野局限在经济增长一个方面。从指标内涵来看，科技进步贡献率只体现了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反映科技创新对社会、文化、生态等其他方面的贡献，而后者在新发展阶段尤为重要。
五是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下降至10.4%。
对外技术依存度测算方法是以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技术费做分子，用来体现引进海外技术的规模，以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技术费与全国企业内部R&D经费支出额之和做分母，用来体现国内技术需求总规模，然后把比值换成百分数。2020年，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已经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10.4%，完成《规划纲要》设定目标。
但是，该指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自“十二五”时期开始便不再使用，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标局限性。首先，分子和分母都属于投入指标，而技术是一种产出；其次，该测算方法使用的是年度支出的流量指标，并不能反映存量技术的贡献；再次，引进技术的显性支出额没有涵盖物化技术的隐性转移。另一方面是历史局限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完全依靠海外技术或者完全依赖国内技术都不现实。况且技术本身也有核心技术和非核心技术之分。因此，对外技术依存度不能简单地以高低论优劣。
5个指标自成体系，但信息载荷仍较有限
《规划纲要》5项指标的提出是我国科技指标研究的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科技指标便开始出现在科技规划之中，但科技指标受到高度关注并对后期产生深远影响则始于《规划纲要》。其后的国家科技规划均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规划纲要》提出的5项指标。
然而，《规划纲要》仍缺少一些重要指标，仍属于“单一”指标评价。虽然5项指标设计自成体系，但是不得不说5项指标信息载荷仍然有限。例如，其中缺少产业和人才发展方面的指标。从方法论看，5项指标仍然属于“单一”指标评价。2007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首次发布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以综合指数的方式对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单一”指标评价进入综合指数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纲要》5项指标并不是评价创新型国家的标准。《规划纲要》把“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作为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但并未明确5项指标就是创新型国家的评价标准，其后的文件也未将二者等同起来。5项指标只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监测评价指标。
坚持四个原则，科学设计监测评价指标
《规划纲要》顺利收官，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正式开启，应充分发挥科技指标的重要作用，科学设计监测评价指标，总结历史经验，应遵照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指标选取的务实性。规划指标需要科技指标、科技统计、科技管理等领域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切忌一味求新求奇。应该尊重科技指标研究规律，做到宁缺毋滥。将没有统计基础的全新指标列入规划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是体系设计的系统性。规划指标的设置需尽可能全面，做到重要维度不遗漏。规划指标之间也应自成体系，努力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各方面工作相呼应。指标构建应努力做到规模指标、强度指标、结构指标统筹考虑和综合使用。
三是时空坐标的可比性。规划指标在时间维度上应体现一定的历史继承关系，从而反映科技发展客观规律。在空间维度上应该尽量做到国际可比和区域可比，既有利于站在全球视野审视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又充分发挥规划对科技工作的指导作用。
四是执行过程的开放性。在充分论证前提下，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对规划进行及时修正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及时止损，另一方面可以及时补充新鲜血液，有效发挥规划指标的现实引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