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经济逐渐一体化，世界科学中心建设正日益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应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和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重点从四个关键着力点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近现代以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回顾梳理这些世界科学中心形成、发展和转移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教育兴盛、政府有力支持等是一国建成世界科学中心的关键要素。随着科学、技术、经济逐渐一体化，世界科学中心建设正日益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应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和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重点从引领性功能、体系化结构、组织化模式以及体制性保障四个关键着力点发力。
引领性功能：支撑经济周期性和科学体系化的发展跃迁
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发展和演替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变革、经济长波等历史性演变的共同结果。
一是具备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作用。每个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国家，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往往有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规模和水平居世界前列。例如，13—15世纪，意大利城市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都早于西欧其他国家，继而在科学启蒙时代成为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16世纪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东岸，英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文化交流中心，并成为第二个世界科学中心。20世纪初美国在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之前，已是世界工业中心。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首先要建设世界经济中心，加快形成布局完善、国际领先的科技创新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引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世界科学中心往往是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的策源地，其产生的科技成果会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范式。例如，意大利使天文学、解剖学、力学、数学、博物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突破；英国开辟了力学、化学、生理学等多个现代学科；法国在热力学、化学、天体力学等学科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美国抓住了量子力学革命及信息技术革命机遇。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面向科技强国建设，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变革方向，强调科学前瞻和技术引领，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体系化结构：强化多元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的交互融合
世界一流的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等是世界科学中心的建设主体和核心载体。
一是通过科学活动的建制化夯实组织基础。能否适应不同时代科学发展的特点，创造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科学建制，是世界科学中心建设的关键。例如，1560年意大利创立的“自然秘密学会”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组织。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且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1666年法国巴黎皇家科学院成立，开创了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先例。1863年美国成立国家科学院，并在后续成立国家研究理事会、国家工程院、国家医学研究院。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充分发挥建制化体系化“国家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带动作用，引领世界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向。
二是通过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奠定发展基石。每个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国家都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由政府、大学、企业、个人等创新主体建立并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有效推动科学—技术—产业的一体化发展。例如，19世纪德国建立了现代科研组织体系，包括由国家建立的各类国立科研机构、以大学为基础建立的大学实验室和在企业中创办的工业实验室。二战后美国联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3个重要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相互配合关系，联邦研究机构主要服务于国家目标，研究型大学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和自由探索，并建立了工业实验室制度。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加快构建引领型国家创新体系，系统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完善创新生态网络，切实提升整体效能。
组织化模式：适应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范式的动态演化
随着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科学技术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日益增强，开始由单一学科研究模式转变为交叉学科的大科学发展模式，要求世界科学中心建设必须要适应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范式变革趋势。
一是实行国家主导型的科研支持模式。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向宏观推进、向微观演化，大团队、大设施、大平台的作用逐步加强，政府组织、集中投入的研究模式重要性凸显。例如，科学被纳入法国国家管理体制之中，科学家成为享受国家财政拨款的受薪阶层，开创了国家支持科学知识生产职责的先河。二战后，美国彻底改变了对科学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科学研究进入国家主导、集中投入的“大科学”时代，建立了国家实验室体系，实施了阿波罗登月、星球大战、信息高速公路、人类基因组等高科技计划，国立科研机构、大学、工业实验室、非盈利性机构以及企业参与其中。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持续扩大基础研究投入，形成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布局，改革科研资助体系和组织方式。
二是采取现代化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能成为科学中心。例如，意大利大学制度奠定了其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教育基础，11世纪起意大利萨勒诺大学和波伦亚大学成为欧洲第一批大学。17世纪英国教育模式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18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促进了法国新型高等专科学校“大学校”的建立。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成为新型大学的范本，特别是德国在1848年后加快了教育现代化进程，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加大对教育的改革和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分阶段明晰人才供给目标，推动教育适应性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循序调整人才结构，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体制性保障：健全国家科技管理和政策体系的制度环境
一国政府要尊重科学发展规律，根据世界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需求，动态调整和完善科技管理体制，通过科技政策等介入和支持科技活动，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一是调整和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体制。以提升国家创新绩效和国家创新协调治理能力为目标，调整和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体制。例如，二战前，美国形成了以大学和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主体、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基础的科技创新体系，政府支持主要集中在国家需求的应用领域。二战后，美国将基础研究视为国家崛起及强盛的根本性要素，形成多元化科技管理体制，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等，设立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等。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完善国家科技决策体制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体系。
二是营造开放包容的科学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科学思想的指导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每个世界科学中心形成之前，在哲学上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上塑造了理性、批判、开放、包容的科学精神，形成了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崇尚创新的社会价值观。例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的民主主义思潮、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批判哲学为各国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精神土壤和文化氛围。20世纪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开放宽松的移民文化吸引了大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促成二战后美国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因此，我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厚植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重视科学研究试错探索价值，构建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