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年龄构成方面，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与六普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进一步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这还远不是最坏的局面。到2022年时，该数值将急剧恶化。原因是从明年开始，我国将面临新一轮生育高峰期的人们步入老年。关于这个判断，还需从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生育高峰说起。
建国后，我国人口出现过四个生育高峰，分别为：1949-1957年、1962-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有关数据显示：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即1949-1957年，全国人口净增1.05亿。其后由于陷入长达三年的经济困难期，该时期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即1962-1970年，该时期我国虽经历了严重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人口却净增1.57亿。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即1971—1980年间，人口净增1.35亿。第四个人口生育高峰即1981—1990年间，人口净增1.43亿。
由此可见，七普数据所显示的，目前我国18.70%的老龄人口比，主要来自1949年建国前出生人口和1949-1957年间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但正如文章开头时所说的，到2022年时，随着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婴儿们迈入老年，到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将迅速恶化。
事实上，国务院早前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报告说：2021年-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报告还提到：与此同时，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整个社会需抚养人口值为：25%(60岁以上老龄人口)+17%(0-14岁的未成年人)。但实际值应大于该数值，原因也简单，随着工业化乃至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人的受教育年限在拉长，真正可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应是18岁而不是14岁，也就是说社会需抚养比还需提高几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每百人里，约55个劳动力需抚养约45个非劳动力(60岁以上老人和18岁以下孩子)，或约1.2个劳动力人口需抚养约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就是即将到来的2022-2030年，我国所将面对的人口现实。
当然，需予以说明的是，我国的人口问题虽然异常突出，但远没有某些人口学家渲染的那么严重。我们且以韩国为例，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4月14日公布的全球人口报告显示，2021年韩国女性人均生育数量仅为1.1名，在全球198个国家中垫底。这是韩国连续两年出生率全球垫底——2019年韩国以1.3(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为1.3)的出生率排在第192位，2020年出生率跌到1.1，成倒数第一。
但与此同时，韩国经济却表现抢眼。2014年，韩国GDP年度增长率为3.2%，同期德国的相应数值为2.21%，美国为2.53%。其后，韩国经济增长一直在3%附近徘徊。2017年时为3.16%，德国为1.27%，美国为2.37%。到2020年时，受疫情影响，韩国GDP增速录得负1%，但同期的德国为负4.9%，美国为负3.5%。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着全球性的竞争优势。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就曾感慨道：“20世纪全球经济最大瓶颈是经过荷姆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的原油，21世纪则是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半导体芯片。”
为何会如此？原因也简单。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可知，一国经济的增长有赖于三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确实通过劳动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一影响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予以弥补。譬如，过去一条生产线需工100人，但科技进步使得生产线实现自动化，整条线可能只需工10人。至于需求侧，确实表现为买的人少了，但却可通过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来予以解决。譬如美国，其总人口数尚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其消费量却与我国相当，甚至还略高。其关键点不在于人口总量，而在于人均消费量。
当然，要想像韩国这样，一边深陷人口困境，一边经济还高歌猛进，得建立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未来几年，中国需在科学技术这一要素上，实现重大进步。否则，仅仅是巨大的社会抚养成本，就足以让国家气喘吁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