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17%增长到2019年的51.6%，我国已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从整体而言，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其父辈。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培养出第一个大学生。根据国内已有研究，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学历均在高中及以下)在高校所占比例为46.8%到75%之间。他们不仅承载着家庭跨代向上流动的希望，加强了高校学生构成的多元性与异质性，也体现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导向。
尤其是2012年以来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之后，这种政策倾斜增加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升学机会，也反映出该群体的构成多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生源，是高等教育阶段扶贫攻坚工作的靶心指向。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高校招生录取环节的入口公平，然而该群体在入校之后的整体表现与持续成长不容忽视。在微观家庭文化氛围与宏观城乡社会经济的双重差异叠加之下，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如何？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对就读院校与所修专业能否认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与其他学生群体(即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有无差异？
笔者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希望既能提供实证依据以便政策制定者与高校管理者设计有针对性的帮扶方案，把高等教育的扶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也能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学业、能力、态度等全面发展提供基于数据的改进思路以及行动建议。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调查样本里约占三分之二
笔者的研究数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19年的《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该调查邀请在校本科生通过问卷星线上平台完成电子问卷。从区域分布来看，前期的答题邀请集中发至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广州、长春以及郑州这8个高校数量相对较多的城市，后期根据回收情况追加了中西部高校。经过审核的有效问卷为4461份。
这次调研样本的性别构成较为均衡，且在城乡分布以及家庭背景方面具有全国代表性。农村生源(即户籍所在地行政区域为农村与乡镇的学生)在样本里占比之和为34.63%。从父母学历来看，双方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的样本占比为67.25%。样本的年级分布也较为均衡，仅有大四占比略少。这是由于答题期间(5月至8月)正值应届毕业生离校前后。在学科分布上，工科的样本占比超过半数。在院校分布上，受邀答题的院校既包括2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也包括18所普通地方高校。参与答题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生占到有效样本的六成以上。本研究的抽样设计在生源所在地以及家庭背景分布上具有全国代表性，在此基础上适当向“双一流”建设高校非毕业班的工科生倾斜。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表现毫不逊色
控制性别、年级等背景变量之后，研究显示，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学业表现都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的学业表现包括学生自我报告的在校期间挂科数、按学习成绩在专业的排名以及获得的奖学金级别这3项指标。换而言之，样本里三类学生群体——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挂科数、专业排名以及奖学金获得情况的整体表现都不相上下。
其他影响本科生学业表现的因素也值得关注。第一是高考成绩对本科学业表现具有显著预测作用。高考分数越高，学生本科期间的挂科数越少，专业排名越靠前，获得的奖学金级别也越高。第二是学科差异也不容忽视。相对于文科而言，理工科学生的挂科数较多，这从侧面反映了不同学科在考核方式与考核难度上的差异。与文科的口头报告或书面论文相比，理工科通过解题或动手操作来考核学生的方式更为硬性。第三是院校差异体现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原985高校为主)，其本科生在挂科数与奖学金获得情况这两项指标上的表现，显著优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
总之，父母学历等家庭背景可以通过高考分数、专业选择、学校选择等进入大学之前的学业准备与志愿填报环节来间接影响本科生的学业表现，但在控制上述变量之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并未在学业表现这个维度上处于弱势。
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8项能力提升偏低
无论是专业的基础知识、学科前沿或者实践操作，还是核心的沟通表达、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或者未来规划，同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上述任何能力的比较上，来自城市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差异并不显著。但是，来自农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这8项能力上自我感知到的提升，要低于其余学生。
而学科差异则需要针对不同的能力加以区分。理工科的学生在实践操作方面优于文科生；理科生对专业基础知识与学科前沿的掌握也优于文科生；与文科相比，工科生的沟通表达与批判性思维尚有提升空间。院校差异也值得关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学生能力提升的效应在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这两方面均显著；“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专业能力培养上优于其他非“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但两者在核心能力培养上并无显著差异。
笔者认为，这从侧面反映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两手硬”，既重视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显性教学，也不放松提升各种可迁移的核心能力，如沟通、规划等能力的隐性课程。
此外，笔者分析，大学经历带来的能力提升，有可能取决于学生所处的宏观城乡二元化背景，而非他们成长的微观家庭环境。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否更加善于运用学校提供的支持系统，例如导师、辅导员、社团等，来弥补家庭资源的不足？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否在自我评价并报告各方面的成长时更加保守？这两类群体在求助行为、自我效能等各方面的差异需要进一步探讨。
亟须加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入校之后的专业认同
专业推荐度反映了本科生在校期间对所在院系的认同度与归属感，这可从另一个角度来侧面体现学生的心理发展。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源，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对所修专业的推荐度均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这与之前文献的结论一致，高中阶段的升学及职业规划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无法从家里获得的支持，这会导致他们难以在高考志愿填报时选择自己足够了解或真正满意的专业。
其他影响专业推荐度的背景变量也值得关注。一个例子是院校的整体氛围，就读于“一流大学”学校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对所读院校与所修专业的推荐度“双高”；就读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在专业推荐度上却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并无显著差距，这反映了增强本科生的专业认同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尚需努力的一个方向。
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打造全方位支持网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社会应该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打造全方位支持网络。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招生环节侧重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提供指导。
调查结果显示，非经济因素(例如父母学历)对升学需求的觉醒与相关信息的采集，会产生大于经济因素(例如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升学及职业规划难以获得父母的直接指导与其他协助。尤其在招生改革新举措出台较为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难以洞察政策走向、获取可靠信息并指导志愿填报。因此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可作为高校开展招生宣传与答疑的重点对象。如果该群体在入校之后对最初专业选择不满意，高校还可密切关注并为其提供二次选择(转专业)、辅修、双学位、宽口径就业、跨专业考研等多路径支持。
第二，加强农村生源的心理建设，让他们能够从原生家庭与成长环境里汲取不断进取的力量。
由于面临从中学到大学、从乡土到都市的双重过渡，来自农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面临更大的挑战。本研究表明在控制高考分数与其他背景变量之后，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学业，而是该群体自我感知并报告的各种能力。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进行理性且客观地自我评价，是农村生源亟须加强的心理建设。其关键在于学生与原生家庭之间拉扯与牵挂的张力。理想状态下双方能够达成和解，例如学生能够理性且客观地评价父母及其期待等，而非割裂或疏离。例如国内研究者对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进行个案访谈后发现，家庭在物质匮乏下依然存在的希望，父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执着信念，用行动营造出来的相互关爱、务实严厉的父亲与细心体贴的母亲这五点共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围绕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个案访谈以及家庭田野调查可作为下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这将有助于揭示该群体行为模式背后的复杂心理机制。
第三，通过夏令营、宿舍安排等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打造全方位的支持网络。
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是个体无法选择的“先赋”条件，成年之后的升学、求职等一系列行为却可形成并影响“后致”的文化及社会资本。以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为例，这种影响既取决于学生个体的应对态度，例如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的积极性，也取决于高校营造的校园环境，例如是否让大一学生在新的环境里获得自信心与被接纳感。
在高考之后的暑假为已被录取的“准大学生”开设夏令营是高校可尝试的举措之一。夏令营课程既能弥补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外语、计算机、学术写作等知识上的短板，也有助于他们提前与老师见面或结识新同学，还可通过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等活动熟悉所在的城市并感知艺术氛围。国内高校目前正式开展的此类夏令营较少，针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特定需求的项目设计更少。
另一项举措是室友搭配的多元化与异质化。国内高校通常根据年级、专业等统一安排集体宿舍，大多数学生都住校且在4年里很少更换室友。室友之间的接触时间与互动频率远高于学生与教师、行政人员或其他同学的交流。因此在室友分配需考虑城乡户籍、父母学历以及其他背景因素的平衡。不能让宿舍成为一个高校管理的“盲区”，而要通过住宿安排来优化同伴效应，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打造“从课堂到课外活动再到宿舍氛围”的全方位支持网络。
（郭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