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从三国文物来看，钢铁已被广泛应用于刀矛剑戟、铠甲兜鍪。
三国时期，上承两汉钢铁冶炼技术之遗产并加以发展，形成“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的景象。
除了谋臣策士外，支撑起三国时代的，还有那些在钢铁制造、农业生产等领域贡献着辛劳和智慧的平凡劳动者，他们“留名”于历史实物中。
广义的三国时代，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吴期间。从传世史书到演义小说，从戏曲评书到影视剧，后人对此进行了丰富描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国文化。而考古所见的与三国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则为人们呈现出更多历史细节。
今年1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中华世纪坛推出了《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以下简称“三国展”)，之后因防疫要求暂停对外开放。近日，中华世纪坛重新开馆，展览也重新开放。展览以10余省市发掘的三国文物为主体，时代上至两汉，下讫西晋，通过170余件珍贵文物，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再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唐代诗人杜牧在《赤壁》写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们不妨从这些三国文物中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更为直观具象的三国军事力量。
在“三国展”的蜀汉部分有一柄来自于刘备先祖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青铜剑。此剑制作精良、锋利依旧，刃部鎏金且配备有奢华的玉剑具，其装饰和礼仪功能已超过了实用性。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从三国文物来看，钢铁已被广泛应用于刀矛剑戟、铠甲兜鍪。
早在西汉中期，中国武器材质就完成了从青铜到钢铁的转变。实际上，在刘胜墓中还出土了性能优异的钢铁刀剑和铁甲，铜铁武备并存于一墓的现象正是过渡阶段的缩影。
考古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对河南巩义铁生沟、郑州古荥镇等汉代大型冶铁工场遗址以及窖藏、墓葬中出土的铁器遗物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两汉时期我国钢铁技术发展迅速，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我国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可以铸造生铁。进入汉代，生铁的生产技术和规模得到迅速提升，产品涵盖农具、工具、车马器、武器等诸多种类。以生铁浇铸器物可以做到批量生产，但生铁质脆，不适合锻打加工，因此在武备制造领域使用更多的仍是钢。战国时代，工匠们向较为原始的块炼铁中渗碳，从而得到能够制造武器的钢材，这种固体制钢的方法已有很大的创造性。汉代炼钢技术出现了一大创举，即炒钢的发展和成熟。炒钢不再以块炼铁为原料，而是对熔融状态的生铁进行搅拌脱碳从而获得钢材。炒钢技术使钢材的生产效率、产量、质量都得到了较大改善。
“炼”的次数反映出一定的工艺标准。汉代工匠对炒钢的产品进一步折叠锻打，减少夹杂物并使成分更加均匀地分布，制出了举世闻名的百炼钢。本次展览中有一柄东汉永元年间的金马书刀，根据刀身的错金铭文可知，此刀以三十炼的优质钢材制作，符合东汉《金马书刀铭》中“巧冶炼刚”的记载。文具尚且如此，武器便更加可想而知。
三国时期，上承两汉钢铁冶炼技术之遗产并加以发展，形成“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的景象。史书记载，曹操曾命人制作“百辟刀”五枚，除自己佩戴外还赏赐诸子。曹植作赋描述制刀的场景，曰：“炽火炎炉，融铁挺英。乌获奋椎，欧冶是营”，据此推测很可能是先炒钢，再制成百炼钢。刘备、孙权也都有制造优质刀剑的记录。诸葛亮麾下的刀匠蒲元已经探索出不同水质对淬火效果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誉为“神刀”。
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刻铭石牌上所记录的“大刀”“大戟”都是汉末三国常用的武器。“三国展”中的钢铁兵器类型众多，有刀、剑、矛、戟、箭镞、钩镶、撞车头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刀剑类武器的长度大多在1米以上，而宽度尚不足4厘米。鄂州东吴墓出土的环首铁刀长度达到147厘米，须双手持握。武器如此细长还要保证在格斗时不会轻易折断，就必然对钢材性能提出很高要求。正是因为有着两汉时期积累的雄厚技术基础，再加上改进和推广，方能成就这些“神兵利器”。
三国时期，军事和相关领域中涌现了层出不穷的发明创新。
比如被誉为“智绝”的诸葛亮。仅从史料记载来看，诸葛亮在军事方面也有不小成就。他对秦汉时期业已存在的连弩加以改进，发明出更先进的“元戎弩”，一次可发射10支铁矢。由于缺乏实物证据，三国元戎弩的具体形制目前尚不清楚。“三国展”中有一件出土于湖北江陵的东吴黄武元年弩，木弩臂尚存，铜弩机制作精巧，在望山侧面标有整齐的刻度，可有效提高射击精度，与后世步枪标尺的瞄准原理相通。黄武元年弩虽不是真正的元戎弩，但透过它仍可遐想后者之精妙。诸葛亮很可能对铠甲也进行过改良。直到南北朝时期，有一种精良的铠甲仍被命名为“诸葛亮筒袖铠”，帝王以之赏赐功臣，足见其珍贵。另外，诸葛亮在排兵布阵方面创造出著名的“八阵图”，在后勤保障方面以木牛流马运输粮草，这些发明也都有史可据。
东吴占据着水网密布的江东地区，水军的地位举足轻重。滚滚长江是汉末三国的主战场之一，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广陵之战等大规模战役都是水军和战船的重要舞台。根据史书记载可知，当时的水军规模和战船体量都非常大，水战战术相当成熟。文献提到的战船种类有“蒙冲”“斗舰”“楼船”“走舸”等，分别承担不同的作战任务。目前尚未发现完整的东吴战船遗物，不过从“三国展”中展示的长沙走马楼吴简里还是能够一窥江东船舶的风采。其中一枚简恰好记录了船上所用的樯、矴、杝等部件，根据樯的尺寸可推测船长达17米左右。这枚简也是古代帆船的珍贵资料之一。
马具的变革也值得关注。在“三国展”中有一批来自于武威雷台晋墓的铜骑俑，骑士们手持长矛大戟稳坐在马背上。铜俑上的马鞍两头翘起，已出现鞍桥。史书记载曹魏百官均有“高桥鞍”，或即此物。比起战国秦汉的软垫式马鞍，高桥鞍更加稳固，能够给骑士更好支撑。高桥鞍的出现也催生了另一项影响全世界的发明——马镫。
在“三国展”中陈列着一枚小小的驼钮金印，印文为“魏归义氐侯”。“归义”意为“慕义归化”，是中原王朝对归附的周边民族的称呼。魏、蜀对峙时，双方常争取西北氐羌民族的支持，对其首领进行封官拜爵，“魏归义氐侯”印当与这段历史有关。
无论钢铁武备还是军事发明，都离不开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战乱导致两汉时期的征兵制、募兵制逐渐走向消亡，能够保证兵源的新制度呼之欲出，这便是世兵制。世兵制可以吸纳相当一部分流民，使其免于流徙和死亡；兵民分离、世代当兵的办法既增强了士兵的专业性，又减少了军事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可谓一举多得。
为了扩充兵源，周边民族也被纳入考虑范围，客观上推进了民族融合。如曹操在平定辽东叛乱之后，将乌丸精锐骑兵纳入麾下，成为“天下名骑”，吴、蜀均难以与之抗衡。而在蜀汉和东吴，也分别有叟人和山越组成的军队。
当我们将史料与考古文物相结合，能够产生不少思考与感悟。除了谋臣策士外，支撑起三国时代的，还有那些在钢铁制造、农业生产等领域贡献着辛劳和智慧的平凡劳动者，他们“留名”于历史实物中。
（李云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