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讨方案、巡查病房、协调资源……自大年初三随中央指导组奔赴武汉至今的两个月里，72岁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指导组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日夜奔忙。
劳累致胆囊炎发作，他自己签字手术，笑称“把胆留在了武汉，更与武汉‘肝胆相照’了”；胆囊炎后双腿出现血栓，医生让张伯礼卧床休息两周，他却说，“我肯定乖乖听话，但最多只能一周”，要尽快回“前线”指挥战斗，不想动摇军心；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中央指导组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领导多次请他返回天津休养，他少有地没有服从组织安排，“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怎么能离开，身体上的困难能克服”。
逆行和坚守，只因医者仁心、家国情怀。“读书人在世，有3件事不能避：为国请命不能避，为国赴难不能避，临危受命不能避。”这是张伯礼赴武汉时的心声。
江夏方舱的尝试
最难的是一开始。
“我们刚到武汉时看到的场景确实很混乱，发热门诊排长队，医院人满为患，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和陪护人员全都混杂在一起，一时有不知从哪下手的感觉。”张伯礼坦陈。
中央指导组及时决策，按照专家们的意见实行集中隔离，分类管理。此时，张伯礼等中医专家力主让集中隔离的患者全部吃上中药。
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中医药能在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作用，还是只是个安慰剂？张伯礼决定用事实来说话。他和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写了请战书，提出中医药进方舱，中医队伍进驻方舱医院。
中央指导组同意后，张伯礼等人组建了一支中医医疗队，由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的209位中医专家，进驻了主要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的江夏方舱医院。在这里，张伯礼等人确定了总体治疗方案，即对舱内大多数病人用协定的以清肺排毒汤和宣肺败毒方为主的通治方，辅以太极、八段锦和穴位贴敷的综合治疗康复措施。
“这在当时也有不同声音，很多人说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你怎么给所有人吃同样的药？这就是中医的魅力所在，中医不是一成不变的。”张伯礼说，此次新冠肺炎病人的病因、症状是相似的，因而采用通治方是可行的，此外，面对数以万计的病人，也难以实现一人一方策略。
数据证明了中医专家们的决策。
江夏方舱医院26天运营中收治的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没有1例从轻症转向重症，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中约有6%到10%转成重症。“更显著的证据是，出院病人的淋巴细胞数、白细胞数等血液生化指标发生了明显改善。”张伯礼说。
江夏方舱医院的探索迅速推广到其他方舱医院。在武汉的方舱医院中，中药使用率超过90%。中医药的出色表现，成为新冠肺炎治疗“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研与临床救治两手抓
除了临床救治，张伯礼也一直奋战在科研一线。在发挥中医药临床救治过程中，他指导的科研工作也在加速推进，成为支撑临床救治决策的后援力量。
2月3日启动的“国家科技应急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研究”正是由张伯礼负责。到达武汉后，他深入红区诊察病情，首要任务就是开展证候学调查。为了提高调查研究的覆盖面和数据获取的及时性，同时考虑临床救治实际条件，研究团队开发了专门用于新冠肺炎临床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通过手机端的填报和图像上传，实现了关键数据收集的及时性，使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够尽早开展。
通过对来自全国近20家医院的1000例不同病情分级患者中医证候信息的分析，得到该病的证候特点和演变规律，中医专家判断此次新冠肺炎是“湿毒疫”，为辨证治疗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张伯礼指导团队开展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研究，以及药物筛选与新药研发工作。
发扬光大中医药的脚步不停
各省援助医疗队已陆续撤离武汉，但张伯礼依然归期未定。“天欲破晓一抹清，曙光初现万霞虹。鏊战疫魔须坚忍，凯旋班师踏清明。”这首《破晓待明》，是张伯礼的心声。
可以想见的是，即便凯旋班师，老人家忙碌的脚步不会停。
江夏方舱医院休舱后，张伯礼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出院病人的康复治疗上。“很多重症患者出院后依然有心悸、乏力等症状，部分病人的肺功能、脏器功能受到损害，我们首先要进行评估，再对症分情况进行康复。”
3月24日，张伯礼牵头负责的全国被感染医务人员康复管理平台正式启用。“这是由中国工程院和腾讯基金会支持的平台，由武汉协和医院和武汉市中医医院具体负责，我们争取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让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康复，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轨道。”张伯礼说。
他也在为国外的疫情焦虑。“看到欧美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感同身受。”张伯礼说，已经有不少国外的单位和组织和他联系，请他介绍中国抗疫经验，尤其是中医药的应用，“我们给一些国家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和情况拟了药方，也寄去了一些中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