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化学家吉野彰获得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举世瞩目。
日本21世纪以来，19年19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现象其实早已被学术界注意到，被称为“井喷现象”。相比本世纪在诺奖的辉煌，20世纪的日本并不太惹眼：仅获得了5次诺贝尔奖。日本获诺奖的“井喷现象”，出现在日本告别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21世纪。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以后几年里日本不断努力，在1971年第一次达到目标。
于是日本又提出将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研，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基本上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
那为什么日本出现诺贝尔“井喷”是在21世纪初呢？这是因为现代科学研究往往是一件需要长时间钻研和长时间验证的大工程，例如在1935年，汤川秀树就提出“介子论”，可到1949年他才获得诺贝尔奖。最近一位获奖者吉野彰在1983年就提出了锂电池设计，可他获奖时间却是在30年多后的2019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研发开支占GDP比重，自1999年后也不断增长，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2018年为GDP的2.15%，从绝对数值上来看仅仅落后于美国，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井喷，也许正在孕育当中。
当然，上面说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诺贝尔奖也不仅仅是靠单纯的高经费投入就一定可以拿得到的。
从微观层面来看，日本诺贝尔奖井喷，和日本的大学体制有很大关系。
很多学者指出，日本大学具有善于借鉴和模仿他国大学的文化传统，如日本教育社会学者永井道雄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日本大学善于模仿和借鉴，是因为近代的日本大学并不是由传统的学校演变而来的，而是由“兰学”这个独特的研究机构不断发展而演变成的。
“兰学”是指在日本锁国时代，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文化、学术、技术的总称。
在当时，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学，兰学作为一种相对边缘的学术体系，更侧重于技术和医学等实用领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今天日本在医学和化学这些实用领域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另一方面，兰学家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所以比起传统学者，他们对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和制度也更加没有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现代日本大学善于模仿的原因。
谈完了国家经费投入、大学学风，如果我们把观察尺度再放小一点，落实到日本的研究者本身，也可以看到其特别之处。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村智曾经说过：“相比于美国人，日本的科学工作者们更加擅长合作研究。”
以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和小林诚为例，他们一个善于构思理论，一个善于验证理论，于是益川往往会在前一天提出一些大胆的设想，小林对这些设想进行分析后则在第二天开始进行实验检验，在不断的设想和验证后，终于找出了成功的“小林-益川模型”。
在发表论文阶段，由于益川基本不会英文，于是论文的发表翻译完全由小林负责，几十年的合作里，两人居然完全没有因为研究成果的署名权等问题发生纠纷。这种深度合作模式也让其他国家科学家羡慕不已。
综上所述，科研高投入、兰学传统和科学家之间擅长合作的风气，是日本诺贝尔奖“井喷现象”的三大奥秘。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